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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战2修改器

很多抗日神剧简直是浪费资金，浪费时间，日军要是那么愚蠢，要十四年抗战，八年抗战作什么？那时候的四万万同胞可不都变成傻子了？要知道，中国在抗战中可是伤亡三千万以上的。

抗日战争研究︱新四军外来医务人员的“进入”与“融入”

李恒俊（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南京鼓楼医院实习的吴之理随医院内迁到了汉口。
12月的一天他回到宿舍，室友戎和卿告诉他新四军有位沈姓医生刚来拜访过。
几天后，他们见到了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军医处处长沈其震，经过一番详谈，吴之理、戎和卿与郑逎光这三位上海医学院的同学做出了参军的决定。

吴之理的经历只是战时新四军吸纳外来医务人员的众多故事之一。
抗战期间，包括新四军在内的中共军队长期在复杂环境中坚持作战，几乎都面临伤病频繁而医务人员短缺的局面。
而医务人员的培养周期长，技术要求高，短期内很难见效。
因此，从各大城市医院、医学院吸纳专业的医生、护士和医校毕业生充实部队，成为中共的一项重要方针。
以新四军为例，全面抗战八年间吸纳了至少五六百名外来医务人员，构成了部队卫生勤务系统的骨干，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阶级身份而论，医务人员多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工农为主体的革命队伍本无太多交集。
抗战爆发后为何许多人选择加入新四军？除了通常的革命热情外，是否还有其他更具体的原因？进入部队之初，因阶级身份差异，双方有过哪些误解和冲突？为此，中共如何调整和完善政策，最终实现外来医务人员从“进入”到“融入”的转变？这一身份转变，不仅呈现了中共人才政策的演进与实施过程，同时也是抗战时期中共军队不断壮大的历史缩影。

新四军卫生人员为俘虏提供治疗

进入：新四军对外来医务人员的吸纳

伤病是新四军在抗战中长期面临的严峻问题，1940年初，军医处对2528名士兵进行体检，查出常见病十几种，约1/3的士兵营养不良，1/4患有肺结核病。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医务人员的短缺。
1938年2月军医处成立时，医生、护士总数尚不足20人。
下辖四个支队中医护人员也寥寥可数。
及至1941年皖南事变后军部重建，军医处改卫生部，建立从军到旅三级卫生部，但许多部队的卫生建制并不全，专业医护也未能配齐。

因此，建军之初新四军便将延揽医务人才作为部队卫生建设首要任务。
1937年秋叶挺赴汉口就任军长时，即邀请好友沈其震医生同行，负责军医处的筹备。
沈出身名门，东京帝国大学医学博士，早年热心革命，五卅运动期间就与叶挺、李一氓等相识，无论医学背景还是革命立场，都是最佳人选。
沈其震抵达汉口后不久，12月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在汉口成立，林可胜任总队长。
林是沈早年在协和医学院从事访问研究的指导老师。
利用这层关系，沈其震得到一份救护总队名单，从中挑选了吴之理等人，成为军部最早的一批医生。
到1938年底，新四军共吸纳80多名专业医护人才，其中不乏上海医学院、湘雅医学院、中央医院、仁济医院等知名医疗机构的从业者，使新四军的卫生队伍从开始就具有较高的学历层次。

皖南事变后，针对部队卫生建制不全、人员缺乏的状况。
代军长陈毅多次强调要到“外面如香港、上海去动员大批医生、护士到部队来服务”。
1941年7月30日，中央军委也发文，要求各部队到沦陷区和大后方吸收技术高深的医务人才，充实卫生系统。
为此，卫生部多次派沈其震、吴之理等人到上海，在江苏省委和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的协助下，吸纳医务人才到新四军工作。

新四军护士：（左起）郑素文、赵国宝、张婉、金鼎、毛铮

医务人员是一个专业性强，圈子相对稳定的职业群体，与工农军队交集很少。
事实上，参军前很多人对新四军几乎一无所知，对革命也缺乏认识。
因此，人才吸纳过程中，沈其震的个人魅力和他在医学界的影响力发挥了很大作用。
吴之理后来多次坦言，他出身于没落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参加新四军是不自觉的选择。
1937年底他与叶挺、沈其震第一次见面时什么都不懂，只知道要抗日。
见沈没有官架子，说话诚恳，而叶挺是北伐名将，于是放弃了国民党的高薪，选择加入新四军。
抗战爆发后随南京红十字会医院内迁的郑学文也回忆说，参军时他对党的认识很浅薄，但家乡沦陷，家人下落不明，到新四军工作是难得的机会。
见到沈其震学者模样，和蔼可亲，最终打消顾虑，参加了革命队伍。

同学、同事这类传统社会关系也是促使医务人员离开熟悉环境，进入部队的重要因素。
1938年4月，军医处50多人中有1/3强来自上海医学院、盛京医科大学和中央高级护士学校。
吴之理参军后就给自己的同学、同事写信，鼓励他们到新四军工作。
在他的影响下，同学、爱人章央芬，同事李启宇和他的弟弟、妹妹相继参军。
后来担任高级医务干部的王聿先、宫乃泉、齐仲桓和崔义田等人是盛京医科大学校友。
王聿先等三人在汉口参军后给在湖南的崔义田写信，动员他也加入了新四军。

军部重建后，新四军的用人机制逐渐完善，但在医务人员的吸纳中社会关系依然重要。
1942年初，沈其震筹备华中制药厂时，经前一年参军的陈寅介绍，认识了他在中法大学药科的老师恽子强和阮学柯。
1943年李蓝炎担任七师卫生部部长后，也从他先前工作的同德医学院先后动员了数十名医生、护士到七师工作。
可以说，抗战的大变动时期，同学、同事关系在新四军吸纳外来医务人员的过程中发挥了稳定作用。

不过，医务人员决定参军后，还有个现实问题需要解决：他们如何从城市穿过敌伪控制区，到达新四军军部和各根据地？在人员的输送方面，抗战初期国共关系较好，技术人员一般可通过公开的兵站系统或半公开的交通网络输送。
1940年底形势紧张后，中央特别指示，鼓励普通人员以自己的社会关系和公开交通前往根据地，而部队亟需的文化、技术人才和医生，则以秘密方式用党的交通路线个别护送。

1941年，为护送罗生特去苏北，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的汤季宏事先联络了“泰安”轮职员杨某，将其扮成传教士隐蔽在船上，再由办事处的交通工作负责人荣健生同船保护。
在目的地张黄港，通过有青帮背景的王某疏通伪军关系，在“泰安”轮抵港前安排一条小船与之接头，将一行人接下船，连夜送往新四军控制地区。
李兰丁的参军经历也是如此。
1941年底她从同德高级助产学校毕业当天，地下党在外滩3号码头安排了船，并备好行李。
她和其他同学按约定时间上下船后，由交通员带领分两批走到临时交通站，连夜再转移一次，最终抵达了六师十八旅营地。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中共高效、严密的组织和完善的交通网络，如此频繁的人员流动会发生自日伪统治严密的华中地区。

安徽泾县新四军后方医院病房一角

磨合：参军初期的误解、摩擦与矛盾

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医务人员进入工农革命军队中，因阶级身份差异、部队中的旧有观念和其他种种原因，初期双方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误解、摩擦，甚至严重的矛盾。

吴之理后来回忆说，建军之初他们遇到的一个麻烦是部队的信任问题。
因为处长沈其震和其他医护人员都不是无产阶级，又不是党员，士兵们怀疑他们的革命忠诚度。
1945年新四军卫生部工作总结也承认，初期由于阶级斗争形势严峻，加之外来医务人员生活习惯、工作态度与部队作风不合，造成不少误解。
因为不相信医生、护士，有士兵受伤后拒绝接受治疗，怀疑护士不给好药。
吴之理也曾因谣言被当作国民党特务，二支队还发生过医生被士兵绑着押送某地的情况，后经军部干涉才被放出来。
叶挺就曾对沈其震说过，部队对医生的猜疑很多，他都做过解释。

在此背景下，初期新四军虽然在物质和生活上给予外来医务人员优待，但政治上却或多或少地存在“关门主义”倾向。
政工干部被派到卫生部门时不说明其工作性质，也不公开介绍，双方很难配合。
党政会议也不通知卫生部门参加。
对新来的医务人员敬而远之，不能诚恳坦白地批评教育。
业务方面，政治协理员的职权超过处长，病人开刀需要协理员批准。
如此种种不难看出政治部门对外来医务人员的定位，他们更多地被视为部队高薪延揽的技术人员，而非革命队伍的一员。

信任问题之外，中国旧式军队中存在的军事部门对后勤部门的轻视，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新四军。
建军之初，部队指战员和士兵大多文化程度有限，不了解卫生的重要性，因而存在医务人员等同于理发匠、修脚匠，卫生工作可有可无的观念。
某些连队甚至有首长让卫生员倒水洗脚、背皮包，以及士兵殴打医务人员的现象。
基层卫生人员也对自己的工作缺乏信心，认为做医务工作很难出头，学习政治才有发展机会，要求改行去抗大党校学习的很多。
有士兵被调去参加卫训班，也闹别扭不愿去，觉得当卫生员不吃香，没出息。

女医生苏和为战士接种牛痘

卫生部门中，老医务干部与外来医务人员一度也有矛盾。
老医务干部入伍较早，长期经受革命洗礼，意志坚定、对党忠诚，但理论和技术水平欠缺。
外来医务人员理论水平高，但对革命工作特点缺乏了解，部分人革命立场也不坚定。
双方互有隔膜。
某部队卫生部门中长期存在只相信老医务干部，不相信新干部，不让其负责的现象。
某师还曾发生过军卫生部派来的技术干部，因与老干部不能团结又跑回去的事情。
直至1942年底，一师卫生部部长李振湘的报告还称“新老干部之间的宗派倾向，尚相当浓厚”，一些已经到部队两三年的同志，还会因老同志的狭隘观念而受排挤。
由此可见该现象在初期可能更为普遍。

不过，双方的矛盾不能完全归咎于部队或老同志。
抗战初期，医务人员出于抗日热情进入部队，但有些人在体验了战争的残酷环境后选择离开，某旅还发生过卫生部长夫妇携款潜逃之事。
对于自愿离开的人，新四军虽然秉持“来者欢迎，去者欢送”的原则，但难免不会怀疑医务人员的革命立场。
即便是留下的那些人，在日复一日从事单调繁重的工作后也不免会有厌倦、动摇的情绪，影响工作质量。
1941年，沈其震在江淮日报上撰文指出，卫生队伍中有些同志刚到部队时将革命视为“罗曼蒂克的事业”，但长期平淡的工作后怀疑医务工作“没有出路，没有前途”，感到苦闷甚至悲观失望，对工作不能尽心尽责，出现卫生人员消极怠工、不关心伤病员，甚至利用买药机会贪污，政治上动摇叛变等现象。

导致双方冲突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政治”与“技术”之间的张力。
外来医务人员多为知识分子，对革命缺乏充分认识，初期卫生部门中一度存在“重技术，轻政治”的倾向。
有人抱定“单纯技术立场”，认为自己靠技术吃饭，可以对党的领导不感兴趣，甚至拒绝党的领导。
对中共这样以铁的纪律著称的革命政党而言，政治是生命线，不存在超越政治的技术。
因此，如何消除隔膜，将外来医务人员融入革命队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不仅关系卫生工作的进展，也是部队得以生存、发展的关键。

1943年新四军三师卫生部在阜宁举办的医训班第一期学员合影

融入：政策落地与外来医务人员的身份转变

对外来医务人员参军后产生的诸多问题，皖南事变前，从中央到新四军政治部门都有所察觉并采取了诸多措施。
但受制于外部军事压力，皖南事变前很多措施并未取得完全成效。
军部重建后，医务人员的融入问题才逐步得到解决。

1941年4月23日，针对部队中的技术人员问题，中央军委下发指示，要求对技术人员给予充分信任，以专门学识而非政治认识为标准安排工作，“非党员的专门人才要求入党时，我们应乐于吸收他们入党”。
同时，对政治委员“妨害专门家的工作，造成他们的不安，甚至随意诬告他们，限制他们”的行为提出严厉批评，规定技术人员由当地最高长官负责，政治委员无权干涉。
6月中央军委再度就卫生部门问题下发指示，重申指示精神，要求老干部向新干部学习，并要求将该指示在干部会议中公开，明确卫生工作的重大意义。

遵照中央指示，6月代军长陈毅和政治委员刘少奇在新四军军分会会议上，分别就外来医务人员的信任问题发表讲话。
陈毅说：“大批能到新四军来的人，政治上是可靠的，对我们新四军、共产党是有认识的”，“应当尊重他这个部门工作的独立性”。
刘少奇也指出，医生、护士这些专门家“到我们这里来并不是因为有钱才来”，他们“是为了国家民族，为抗战的事业服务”。
军队同志要尊重、信任医生，不能干涉卫生工作。
7月，新四军颁布卫生工作条例，规定各级部队首长对卫生工作负管理责任。
政工人员要重视卫生工作，巡视发现问题后，由双方共同拟定解决办法，再由政治部门提出并保障执行。

常熟民抗医院医务人员

吸收入党是部队在政治上接纳医务人员的重要标志。
皖南时期，在军医处担任干部的外来医务人员中只有王聿先、崔义田和宫乃泉入了党，包括处长沈其震在内的大部分人都不是党员。
部队对医务人员入党也没有明确指示。
军部重建后，新四军落实中央军委指示，吸收向党组织靠拢的专门人才，大批卫生干部相继入党，卫生部门中的党员人数有了极大提升。
以四师为例，1941年底，师卫生部中的党员人数占40%以上。

部队在接纳外来医务人员的同时也加强了对战士的卫生教育。
建军初期，“战士多来自农民，长期处于被剿之环境，与外界隔离”，轻视卫生工作，有“虱子是革命虫，不生疥疮不是同志”的说法。
轻视卫生工作自然也会轻视医生、护士。
1941年的卫生工作条例要求在团、营、连中设置卫生委员会，开展士兵的日常教育。
发放卫生材料，一周讲两次。
每周开办一次卫生课，课后组织讨论。
定期进行卫生演讲和卫生竞赛。
通过教育使战士认识卫生工作的重要性，消除对医务人员的偏见。
章央芬刚到新四军时，军部指派了一名12岁的“红小鬼”陈绍善照顾她。
陈脑子聪明，人也勤快，章很喜欢他。
但他却不太热情，并有意保持距离。
他叫指导员“同志”，叫章央芬“章医师”。
经过学习教育和朝夕相处，某天陈绍善突然改口叫章央芬“同志”，令她惊喜不已。

医务人员进入革命军队后，潜移默化地接受熏陶，也开始逐步“融入”其中。
褚云娟刚到新四军后方医院工作时很不习惯，当地蚊子多，没有蚊帐，吃穿跟上海比也天差地别。
但看到每个人都充满朝气，革命歌声此起彼伏，她深受鼓舞。
此后她又集体学习了毛泽东的文章，了解了共产党的主张，“思想境界扩大了，似乎一下子成熟了许多”。
章央芬刚到部队时见战士年龄不一，服装破烂，武器装备落后，心里也有过动摇，但与战士相处后她的思想发生了转变。
陈绍善发育不良，重度贫血，章央芬每天给他两个鸡蛋，他却偷偷分给病人，说共产党不谋私利，一心为劳苦大众。
这让章十分感动，称陈绍善是她认识共产党、新四军的启蒙老师，从他身上初步认识了共产党的军队。
受其影响，章央芬开始自觉进行政治学习，努力将自己融入革命集体之中。

中共军队中平等的官兵关系和良好氛围，也是医务人员融入新四军的重要原因。
曹明曾在国民党伤病医院工作过，忍受不了医院环境，几个人一起投奔了新四军。
进入军医处后，看到整个部门都在一个大院里工作、生活，他年龄最小，受到最多照顾。
两厢对比，使他坚定了留下的信念。
1941年，孙芳琪刚到新四军时也对卫生部官兵平等，上下一致的良好气氛印象深刻，大家都叫沈其震为沈大夫，而不叫部长。
对大城市来的专家，陈毅等更是多次前往迎接，对于要走的人也开会欢送。
新四军的这种做法，在情感层面留住了外来医务人员的心，甚至有人走了之后再回来。

此外，还有残酷战争环境中形成的同生共死的革命情感。
1941年底，唐渠到一师卫生部工作，半年后遇到“清乡”，她带着几个伤员在乡下隐蔽了一两个月，中间遇到过几次危险，都是靠群众掩护才脱险。
1942年冬形势更加紧张，上级动员她回家，她坚决不同意，到村里埋伏，大半年后才重回部队。
她说促使她留下的是她与群众的情感。
章央芬参军后有过几次离队想法，但最后都打消了。
1940年4月，她因病回上海治疗，由吴之理陪同。
病好后组织安排他们留在上海进修。
不久皖南事变爆发，她认识的那批上海青年几乎全部牺牲。
得知消息后她异常悲痛，但也坚定了革命信念。
1942年，章央芬和吴之理一起回到三师，从此再也没想过要走。

吴之理与章央芬结婚照

抗战时期外来医务人员从“进入”到“融入”新四军的过程，是长期以来中共吸纳并转化技术人员的缩影。
对工农革命军队而言，吸纳技术人员，实现“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造就“革命的技术人员”是其最终目标。
但技术人员的阶级身份和自身特点又与此相去甚远。
因此，如何消除“革命”与“技术”之间的张力，将技术人员融入革命队伍，是最为关键的问题。

通过医务人员这一个案，不难看出，双方接触之初，因阶级身份差异和其他因素，双方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误解、摩擦甚至引发矛盾。
对此，中共没有回避问题，而是积极应对，完善政策，理顺技术人员在部队中的位置，政治上鼓励，组织上接纳。
同时，加强对士兵的卫生教育，增进彼此了解，改善相互关系，最终成功实现了医务人员的“融入”。
而在此过程中，中共所展现的政治智慧和组织行动力，或许正是战时中共军队得以聚沙成塔，以弱胜强的秘密所在。

校对：栾梦

抗日战争研究︱新四军外来医务人员的“进入”与“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