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冗出席(拨冗出席是什么意思)

拔冗参加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拨冗出席”！

推开杂事抽出时间出席应作“拨冗”。

“拨冗”是客套话，说对方推开繁忙的事物，抽出时间来做某事。

拨冗莅临，冗事，这个字拔念什么，拔亢出席，冗务缠身

冗

读音:[rǒng]

部首:冖五笔:PMB

箫吹明月的上一篇文章是《周总理身后事：火化工亲身进火化炉试验，八宝山古井突然干涸》，本篇文章的时间节点也正好是周总理逝世以后，而且，包玉刚正是从周总理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中获得了卢绪章的信息，在一定意义上，这也可以说是周总理逝世后又为国家做了一次贡献。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没有周总理逝世，就没有周总理治丧委员会名单，没有这个名单，包玉刚就不会获得卢绪章的信息，没有这个信息，就没有包玉刚接下来的一系列回大陆所做的贡献，而包玉刚为祖国所做的贡献，在一定意义上缘起于周总理治丧委员会名单。

包玉刚何许人？这个名字对孤陋寡闻的箫吹明月来说是陌生的，直到查阅了有关资料，才应了那句话，“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包玉刚就是大名鼎鼎的“世界船王”！

包玉刚是宁波镇海人，1918年出生在一个小商人家庭，后来举家迁往上海；1949年，和父亲包兆龙到香港打拼，从事航运业，1978年，包玉刚的航运事业达到了顶峰，稳坐世界七大船王第一把交椅，香港十大财团之一。至1981年底，拥有船只210艘，总载重吨位2100万吨。美国《财富》和《新闻周刊》两杂志称其为“海上的统治者”和“海上之王”。

卢绪章是宁波鄞州人。包玉刚夫人黄秀英与卢绪章夫人毛梅影是表姐妹。

建国前，卢绪章长期在隐蔽战线从事党的秘密联络工作和地下经济工作，受周恩来单线领导，是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中主角的原型人物。卢绪章在抗日战争时期与包玉刚在湖南衡阳相识，当年，卢绪章是以广大华行老板的身份活动，是商界中较有威望的商人。卢绪章曾给包玉刚不少帮助，在某种程度上对包玉刚的世界观也有一定的影响。由于隐蔽战线工作的特殊性，包玉刚与卢绪章交往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不知道其真实身份。建国后，卢绪章出任外经贸部部长，包玉刚方知这位广大华行的表兄原来是共产党人。正是因为与表兄情深义厚，包玉刚对共产党消除了某些成见。1957年，包玉刚正着手建立“海上王国”时，曾经悄悄返回大陆一次，同卢绪章商谈合作发展经贸问题，只因当时国内特殊的环境，合作问题没谈拢。后来，卢绪章被打击，包玉刚见此，也就不再来大陆。

包玉刚

作为一名出色的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包玉刚对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国家经济政策有着远超常人的敏感，当曾经被打击的卢绪章的名字出现在周总理治丧委员会名单中时，包玉刚感觉到中国出现了新的变化，心中又燃起回大陆的希望。

这里有个疑问，包玉刚要回大陆探亲，怎么还要投石问路？

“‘船王’要回来，好事嘛。”邓小平非常果断地说。

包玉刚见此情景，顾虑顿消，立即与夫人动身回大陆。

邓小平

彼时，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正成为邓小平反复考虑的中心问题。如何实施这一重大决策？邓小平把眼光瞄准了旅游业。从1978年10月到1979年7月，邓小平连续5次比较集中、系统地谈到发展旅游业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思想，提出了发展旅游业的许多具体的政策和措施，并且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旅游经济思想体系。

包玉刚夫妇回大陆探亲，正是发展旅游业的需要。作为实业家、资本家，世界船王包玉刚回大陆探亲，向世界所传递出的信息，具有强大的政治的、经济的影响力，对亟需发展的旅游业更起到直接的宣传、带动效应。

包玉刚终于回来了，然而，心怀期待祖国强盛、游子归乡、为国出力的爱国情愫的包玉刚抵京后，却首先遇到了一房难求的尴尬局面，令包玉刚想不到的是，祖国首都连住宿都困难。

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的谷牧回忆：“那时有个突出问题，就是旅游饭店不足。就北京来说，只有北京饭店、前门饭店、民族饭店等几家，其中只有北京饭店新楼的设施还现代化一些。记得那时来到北京的海外游客，有的需先去参观游览，到了晚上（等别人退订了客房）才能安排住进客房，甚至有时要到天津住。”

卢绪章之女卢兵回忆：当时北京的饭店实在是很少，我父亲才给包先生和他的夫人弄到了一个套房。当时随他来的亲戚，包括他的孩子，都没有房子住。

作为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局长，卢绪章都到了这个地步，我国旅游业的状况可见一斑。

其实，包玉刚遇到的住宿难题，正是邓小平关心的问题。在邓小平所有的关于旅游发展的指示中，最关心旅游宾馆的建设问题。北京是共和国首都，是个瓶颈，到不了北京，别的地方都去不了。邓小平指示：搞旅游要把旅馆盖起来，下决心要快，第一批可以找侨资、外资，然后自己发展。

面对初到北京遇到的尴尬，包玉刚对卢绪章说：干脆我来这个捐一笔款，支持你，搞它一个样板饭店，无偿地捐1000万美元。

包玉刚之女包陪庆后来回忆：他说捐了之后呢，就没有下文了，过了一年还是没什么消息。

卢绪章

远在香港的包玉刚当然不知道，这1000万美元的支票遭遇了到无人接受的尴尬。包玉刚遇到的这两个尴尬很耐人寻味：住宿时，想住没处住，捐款时，想捐没人接。

为促成捐款尽快兑现，包玉刚后来又写信表达自己的诚意，并且小心翼翼地提出：我只有一个要求，纪念我的父亲，我父亲已经八十多岁了，饭店就叫兆龙饭店。

这个风声一传出去，反对接受捐款的人更多了，阻力更大。

但眼看包玉刚又要来大陆了，那张1000万美元的支票还是无人敢接，报告终于被摆到了邓小平的面前。

包陪庆回忆说：原来故事呢，就是没人敢收这个支票……所以，后来邓小平就说，我来办吧。

1980年3月15日，包玉刚受邀到北京商谈订购船舶及航运合资经营等事宜。在与王震、谷牧等领导人会谈中，包玉刚又一次表示愿意积极支持祖国发展旅游事业。包玉刚说：“北京缺少旅游饭店，我来贡献，就在北京建一座旅游饭店，要求只有一个：纪念我的父亲。我父亲已经80多岁了，饭店就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叫‘兆龙饭店’。”

邓小平题字

但是，包玉刚捐献的1000万美元支票，这次还是无人敢接。时任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副局长的庄炎林等人说不上话，要待高层定夺，而高层的部分领导人尚有不同意见。

庄炎林立即打报告给“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组长之一、兼管侨务和港澳事务的廖承志，寻求支持。

早在1977年复出政坛之初，邓小平就把目光投向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指出：“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邓小平对动员全世界的炎黄子孙参加祖国现代化建设和统一大业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特别看重海外人士对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重要作用。

看完关于包玉刚无偿捐款的报告，邓小平说：人家无偿捐资1000万美元给我们建旅游饭店，这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事嘛，何乐而不为？要求命名“兆龙饭店”，为什么不可以呢？人家讲孝心，想借此表达对给予自己生命和教育自己成人的父亲的深情和谢意，是好事嘛，我们共产党人要讲人情啊，何况人家对我们有贡献，纪念纪念应该！

邓小平继续说：别人不同意，那就由我出面接受这笔捐赠，替饭店题个名。后来，邓小平大笔一挥，写下了“兆龙饭店”4个大字，这也是邓小平唯一一次为外资饭店题名。

邓小平在报告上批示：

……包玉刚捐献1000万美元，并非投资、合资，搞得不好，谁还来呀！请国家旅游总局在北京最好的地方给包玉刚建一个饭店。

庄炎林根据邓小平的批示，立即着手开展选址和征地工作。几经协商，始得在如今的三环边上选了一块地。

邓小平接见包玉刚

然而，虽然取得了邓小平的支持，但兆龙饭店的建设仍有不少阻力。直到一年后才举行赠款签字仪式。

1981年7月6日，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和其父亲包兆龙等亲属，庄炎林奉命作陪。务实的政治家和实干的船王一见如故，交谈甚是投机。

在签字仪式上，邓小平亲手收下了包玉刚双手递上的1000万美元支票，感慨地说：“你们要知道，我们现在办事的效率就这样，定个名字，找个地方就那么难，拖了一年多。今后一定得想办法改进。”

现今，“定个名字，找个地方”等办理难题已经有了改进办法并继续改革，实现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当年的设想。

邓小平将支票交给庄炎林时，语重心长地说：“小庄，问题总算解决了，你们现在可以抓紧干了。”

邓小平拨冗出席建设兆龙饭店签字仪式这个重大举动，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在邓小平的关心和支持下，兆龙饭店建设得以顺利进行。1985年10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以及万里、杨尚昆、谷牧及首都各界人士200多人出席了当时被新闻界称为“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建造、自己管理的具有现代化服务设施的国际旅游饭店兆龙饭店”落成仪式典礼。

这一天，对包玉刚来说是一生中最为激动的一天，一是他终于实现了为祖国作贡献的愿望，二是邓小平亲自出席饭店的落成仪式，并与包玉刚在兆龙饭店合影留念。

此时的包玉刚，已与邓小平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邓小平多次接见包玉刚，向包玉刚了解香港情况和外界信息，并阐述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设想和方针政策。包玉刚拥护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并积极参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努力为祖国做贡献。